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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調解的“杭州故事”
來源:中國律師 發表時間:2018-05-15 瀏覽次數:2957

《中國律師》雜志2018年第5期

    2017年5月,司法部副部長熊選國專程來杭州律協調研指導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下杭州律師參與司法調解工作情況,充分肯定了律師參與調解的設想與實踐。據不完全統計,僅2017年一年,律師參與調解的案件高達11萬余件,足以看出律師調解這項改革十分受社會公眾歡迎,是富有生命力的一項改革措施,為充分發揮律師在社會爭議解決中的作用提供了極好的平臺與機遇,同時也為調解中心工作的開展指明了方向。

    常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農歷戊戌年三月前夕,《中國律師》記者千里訪西子,對這里的律師調解工作進行了一番走訪調查,也傾聽了一段段律師調解故事……

    據觀察,社會上的矛盾沖突爭議糾紛,80%以上屬于主要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明確的案件。這些案件之所以會從矛盾形成爭議沖突與糾紛,主要是因為當事人的認識差異、避責心理以及不當情緒等非理性因素引發。這些矛盾如果能夠由一個中立第三方在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介入斡旋、提供理性分析和結果預見、進行必要的心理舒緩幫助,大部分是可以在當事人自愿接受的前提下化解的。這種社會爭議的客觀現狀,為律師參與調解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律師參與調解在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中具有獨特的專業優勢、職業優勢和實踐優勢,因為律師熟悉法律、密切接觸糾紛、了解各方當事人訴求、容易獲得當事人信任,完全有可能成為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爭議沖突解決的一支重要力量。律師職業的特點就是受托為他人的合法利益尋找矛盾沖突的解決之道。

    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從而構筑社會大和諧,杭州律協探索律師參與調解工作先行先試,早在 2016 年,杭州律協在杭州市司法局的指導下成立了全國首個以律師為主體的專業性調解組織——“杭州律諧調解中心”,調解中心在命名時特意取用了和諧的“諧”字,旨在用專業調解糾紛,以調解宣傳法律,用法律推動法治,組織與推動律師運用專業知識與爭議解決經驗,以中立的第三方介入爭議事項,化解社會矛盾與沖突,為營造和諧社會貢獻一份力量。

家事調解 :調和一樁官司,解結一世怨恨

    初訪浙江輝倫律師事務所主任熊輝倫,并不是在寬敞明亮的辦公室,也不是在時常唇槍舌劍的律師調解工作室,而是在看上去有些簡陋的拆遷工作指揮部簡易房里。原來熊輝倫目前正擔任著該地塊拆遷工作的法律顧問,不僅要對這里居民涉及到的法律和政策問題進行答復,還要對產生的矛盾糾紛隨時進行調解。在談起他曾調解過的一起離婚財產糾紛案件時,“一波三折”是他說出最多的一個詞。

    2016年9月28日,汪某(女方)與孫某(男方)經杭州市江干區民政局離婚,雙方簽訂離婚協議書,其中第三條約定:男女雙方位于江干區丁橋鄰里人家的房屋離婚后各得 50%,男方在2016年12月30日前付給女方15萬元整,女方的一半產權歸男方所有,女方搬出該住處。2017年5月12日女方發函給被男方,要求其在收到函件之日起三日內匯款15萬元,逾期視為離婚協議第三條撤銷。男方在收到函件后仍未支付該款項,女方于2017年5月24日以“男方違約和離婚后財產分割糾紛”為案由,起訴至江干區人民法院,請求解除離婚協議書第三條,房屋要求依法分割,確認女方有二分之一的份額。

    杭州市江干區人民法院在2017年9月30日作出一審認定和判決:原被告雙方離婚協議書中關于財產分割的條款對雙方具有法律約束力。根據該協議可以確定雙方在離婚時對案涉的房產已經進行了分割,并非女方所稱的系房屋買賣關系。人民法院審理后,未發現訂立財產分割協議時存在欺詐、脅迫等情形,應當駁回當事人的訴訟請求。據此,江干區人民法院作出了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汪某因不服一審民事判決,于2017年10月30日向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11月20日二審法院正式受理此上訴案,11月23日基于上訴人與被上訴人自愿原則,接受杭州律諧調解中心駐杭州中院工作站律師調解員熊輝倫主持的調解。

    熊輝倫首先通過市中院座機電話分別與汪某和孫某進行了長達數小時電話溝通,了解雙方分歧問題,并借此緩解雙方對立情緒,在雙方自愿接受調解情形之下,又向女方及時轉達了男方念及畢竟夫妻一場愿意接受調解,不愿繼續結怨的信息。另外,也提醒汪某不要忽視一審法院判決對其不利后果的現實。而對男方則強調其未及時支付而產生的錯誤后果并造成官司纏身,提醒其面對現實,不要錯失時機。對此,男方表示接受調解屬明智之舉。通過熊輝倫的反復引導和分析利弊,雙方慢慢地回歸理性,為第一次“面對面”調解打下基礎。

    經過熊輝倫十幾天主持的“背對背”溝通與協調,雙方表示不再結怨,并商定具體時間前往法院律師調解室進一步協商意向。2017年12月4日,正當第一次“面對面”調解工作接近尾聲時,雙方準備以21萬元調解了結此案進行二審調解協議書簽訂時,突然一個不速之客的電話打給汪某,汪某接聽后,當場以“再回家考慮考慮”為由而反悔。這個電話讓來之不易的調解成果可能就此付諸東流,汪某12月22日明確表示不再愿意接受調解而轉入二審審判庭審理,至此該案即將成為一個“遺憾個案”。

    2017年12月26日晚,熊輝倫正準備調解員業務交流發言材料時,突然腦子里想到這么一句話“:打一場官司,記一世仇”。于是,熊輝倫在完全不報任何希望的想法下,再一次撥通了汪某的電話。這次竟因這句“不要再為一場官司,而怨恨一輩子”的勸言,意外地解開了當事人的怨恨心結。12月28日雙方第二次前往二審法院簽訂民事調解書,按原協議結案,調解成功。雙方放下怨恨,開始各自新的生活。

 

民、商事調解 :談笑間,億元糾紛灰飛煙滅

    古語云“錢塘自古繁華”,杭州作為全國聞名遐邇的經濟發達地區,幾乎每一天都會產生民事、商事糾紛。而調解民、商事糾紛的重任,較大一部分落到了杭州律諧調解中心律師們的肩上。

    浙江君安世紀律師事務所主任王進曾經調解了一起“大案件”,雙方糾紛的標的額超過了一億元人民幣。就是這樣一樁過億元的民事糾紛,讓他輕松地化解在了訴訟之前。

    被告吳某自 2012 年起陸續向原告借款,各方于2017年8月15日簽訂《協議》及《補充協議》,約定被告吳某貨幣還款5000萬元,分9期支付;以房抵債計4066萬元;被告浙江某實業有限公司承擔連帶保證責任。協議簽訂后,被告吳某未按協議支付欠款,原告要求被告吳某、被告陳某共同償還借款人民幣9876萬元,支付逾期利息人民幣258.3343萬元,上訴連帶逾期利息總計人民幣10134.3343萬元,并要求被告浙江某實業有限公司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原告許某、沈某于2017年11月16日向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2017年11月30日原被告各方基于自愿原則,接受調解中心調解員王進進行訴前調解。

    王進緊緊圍繞爭議焦點,根據雙方訴求提出多種調解方案進行調解,最終雙方達成和解,申請人自愿撤回起訴,不再要求法院繼續引調,此案不需要進入訴訟程序進行審理。

    值得關注的是,這起案件系杭州市中法第一件訴前委托調解案件,標的額大。經委托調解,結案僅耗時 14 天,較短時間內促使雙方握手言和,達成協議。節約了司法資源,凸顯了訴前律師調解的高效性、便利性。

    杭州律協會長沈田豐更是一名參與調解工作的“老司機”,在他曾經調解的一起商業糾紛案件中,僅一審判決書就有足足27頁之多,可見案件的復雜程度。就是這樣一起案情錯綜復雜的商業糾紛案,在他的主持調解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雙方握手言和。

    這起商業糾紛案件根據杭州經濟開發區人民法院判決書認定的事實,上訴人某服飾(中國)有限公司與上訴人深圳某商貿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1日簽訂《零售銷售協議》,《合作補充協議》以及《供貨價格及返利協議》各一份,約定由某服飾(中國)有限公司向深圳某商貿有限公司授權經銷商銷售某服飾(中國)有限公司產品。后深圳某商貿有限公司在茂業系統開設 4 家店鋪,并向某服飾(中國)有限公司交納 120 萬元合作保證金及 5 萬元授權風險金。雙方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合同期滿前重新簽訂協議。合同履行過程中,深圳某商貿有限公司出現逾期支付貨款及提貨等違約行為,后在某服飾(中國)有限公司催促下,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向該公司發送還款與提貨計劃,確認了其中涉及欠付款項的金額、科目。然深圳某商貿有限公司仍未約定計劃歸還某服飾(中國)有限公司貨款及提貨。

    杭州經濟開發區人民法院判決解除雙方簽訂的三份協議;判令深圳某商貿有限公司支付貨款178.9368萬元、欠款19.11萬元、銷售分成135.28557萬元及逾期支付的滯納金37.8255萬元、庫存差異貨品價值4.10725萬元、訂單購貨價款66.5475萬元及逾期支付的違約金暫計6.65475萬元、道具折舊費用19.08083萬元,以上總計467.5482萬元。

    上訴人雙方因不服杭州經濟開發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于2017年10月27日均向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2017年11月9日雙方基于自愿原則,接受調解中心調解員沈田豐主持調解。

    本案調解的難點在于,一方當事人在外地,且雙方商業模式涉及面廣,涉及的問題較多,雙方均有各自的訴求和主張。沈田豐充分了解案情后,運用法律專業知識,數次電話溝通,使當事人了解并認識自己在法律上的“強弱”態勢,設法幫助雙方形成法律框架內利益相互兼容的解決方案。

    首次調解中,針對初步達成的調解方案,雙方對合同價款糾紛仍有矛盾分歧,給付方式仍無法達成一致意見,且均不肯做出讓步。沈田豐不斷引導當事人以放棄較小利益而獲取較大利益,矯正過高期待,從解決速度上考慮取舍,明確市場波動越大,風險越大的事實,使其各自承擔相應過錯,平衡雙方心態。同時就雙方日后合作的可能性,啟發當事人回憶以往合作的情誼及未來合作的愿望進行調解。雙方基于對沈田豐調解力的認可及同行間的理解與支持,同意就調解方案進一步溝通磨合。

    首次調解擱淺后,沈田豐根據辦案經驗,針對糾紛原因作出基本預判,緊緊圍繞爭議焦點,與雙方代理人反復深入溝通,就退貨交割問題、支付數額、支付方式問題、增值稅專用發票開具問題等提出多種調解方案。通過電郵形式與雙方多次溝通,逐步確認調解方案,求同存異,逐漸減少摩擦。

    在進行二次調解時,根據雙方訴求擬定的調解協議開展高效率的面對面溝通。由于歷經前期多次溝通調解,沈田豐已充分掌握雙方心理訴求,因此很快使得雙方達成一致共識,完成協議細節的最后確認,最終書面明確雙方權利義務。2017年11月27日,雙方最終達成調解協議。

 

律師調解前景 : 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杭州地區律師調解的出彩之處,不僅在于調解了一樁樁案情紛繁復雜的案件,還在于對律師主持調解工作前景的思考與分析。沈田豐介紹稱,現階段推動促進律師參與主持調解工作已經在全國展開試點,律師參與調解工作擴大到全國范圍后,可以提高律師參與調解的效率和律師的社會影響力。當前杭州地區的律師調解主要依托于法院立案工作,案源來自法院的案件分配,主動進行的調解較少,而下一步杭州律師的發展目標是讓律師調解成為律師主要業務的一部分。

    從宏觀角度來看,目前適用于調解的社會爭議,律師接觸得較早。而且這些社會爭議的基本事實清楚,因此越來越多的爭議糾紛案件適用于律師調解。此外,律師調解具有一定的高效優勢,解決了法院“案多人少”的問題,緩解了緊張局面。而律師調解的最突出功效,在于讓雙方當事人從非理性思維向理性思維過渡,理性地接受現狀、解決爭議。

    作為杭州律協的會長,沈田豐對律師調解工作的建設也有著自己的想法。 他認為,律師調解工作要形成長效機制,只有調解工作成為了律師們的基本業務之一,這項工作才能夠持久下去。律協重點關注參與調解的律師,要努力將他們打造成為爭議解決的專家,并讓他們在主持調解中獲得榮譽感。下一步律協要解決調解律師的經費和評價機制等問題,號召一批律師事務所組建調解工作室,建立健全調解律師的管理機制,推出“星級調解員”以激勵調解律師的工作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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